白河县大力推广“山上建园区，山下建社区”的模式。
那一年，他们离开了家，离开了乡；
那一年，他们有了新的家，有了新的乡。
——题记
将全县一半人口搬离世代生活的房屋和土地，让他们融入一场从未经历过的新生活，这会是一番怎样的场景？
位于陕西东南部的白河县，生动地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磅礴画卷。过去10年间，通过避灾、生态、扶贫三种易地搬迁的方式，这个深处秦巴大山之间的小县已将10万余人搬进新居，而全县总人口则不过21万。
从山上到山下，从土房子到新楼房，从山民到居民，这是搬迁群众的新生活，也是对执政者们的新考验。恰如白河县委书记陈晖所说：“家园变迁不是简单的位移，而是一项系统而深刻的革新。”
10年间，10万余人，亦是10万余个有关故乡与新乡的故事。在这个秦头楚尾之地，这样的故事到处都是，其间充满了耳熟能详的家长里短，也让人感到了气壮山河的历史脉动。
“逃离要趁早，逃离要走远”
山势陡峭，峡谷幽深，这就是通往茅坪镇大山村路上的景象。即便是铺了通村的柏油路，但人坐在车里还是会被颠得左摇右晃，从镇政府出发一个小时才抵达村委会。
35岁的袁龙树对于少年时代最深刻的记忆，莫过于小学时举着火把上学的经历。那时候，他家在山上的土房子里，距离山下最近的小学有3公里之远。冬天时，为了赶上早上第一节课，每天天还未亮，他便得点燃一根家中自制的火把，沿着崎岖的山路走向学校。
“家里有手电筒的同学很少，通电的家庭几乎没有，入夜后整个村子一片漆黑。十几岁以后我才见到灯泡长啥样。”袁龙树说。
穷则思变。大山村村民“穷则思逃”，逃离家乡近乎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选择。39岁的吴远才说，当时长辈灌输给他们的经典话语，就是“逃离要趁早，逃离要走远”。“辍学”和“打工”成为村里一代又一代孩子们的“宿命”。
事实上，这不仅仅是大山村的情形，也是当时白河全县的真实写照。山高石头多，出门就爬坡，土无三寸厚，地无百亩平，以至于曾有专家断言这里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。因沟深坡陡，居住条件差，脱贫攻坚战打响之际，白河县113个村中贫困村占了74个，贫困人口达2.3万户6.9万人，贫困发生率高达36.89%。
贫困之外，频发的地质灾害也是白河群众挥之不去的噩梦。作为土生土长的白河干部，王永重对参加工作以来遇到的每一次灾害都记忆犹新：“2005年10月洪灾，城区河街3楼以下全部被淹；2010年7月洪灾，有村镇被毁；2011年8月，特大暴雨……2019年8月，特大暴雨。”
频发的灾害，让这座悬在江边、挂在山上的小城每到汛期便气氛骤然紧张，全县干部群众随时处在临战状态。
“我们建的不是楼房，是家乡”
43岁的徐兴明是宋家镇焦赞村人，有过21年的在外打工史。但遗憾的是，这段漫长的经历不仅并未如他所愿，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，反而让他和全家人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。2016年，经年累月辗转各地打工的徐兴明拖着病体回到家乡，迎接他的依然是他曾经逃离的那4间土房子。
“那时候我就想着靠家门口的几亩地，种点粮食蔬菜，和爸妈过个自给自足的生活。”在这样的心态之下，徐兴明对于上门给他宣讲易地搬迁政策的干部们反而并不“感冒”，“搬下去也就是换个住的地方嘛，连个种菜的地方都没有，生活成本肯定高，入不敷出，岂不是更穷了。”
然而，待2018年实地看过村里新修的安置点后，徐兴明的心态却变了。他发现，即便他们焦赞村的安置点是全县最小的一个——只有21户，但是“城里社区有的，咱是一个也不少”，服务中心、文化活动广场、学校、卫生室、公交站点……生活配套设施，一应俱全。
此外，在安置点不远的地方，政府还专门开辟出一片土地，分给有种植口粮或蔬菜需要的搬迁户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。
眼见为实。看到这些的徐兴明和年迈的父母再没有什么顾虑，终于在2018年9月开开心心地搬到了山下的安置点。
在易地搬迁过程中，整组乃至整村搬迁在白河境内司空见惯，全县集中安置率达到95.5%，楼房化安置率88%，两项指标均排在全省前列。
“要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故土，老百姓肯定有各种顾虑。”长期负责镇上易地搬迁工作的宋家镇人大主席戴保国说。在宋家镇双喜村，他曾经连续6次去动员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。
“最根本的方法，还是尽可能满足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各项需求，把配套跟上，把服务做好，确保搬迁群众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待遇。”陈晖说。为了给易地搬迁群众建设出一个配套设施齐全的社区，他经常告诉白河的干部们：“我们建的不是楼房，是家乡，是一个可以让群众安下心住一辈子的地方。”
10月12日，当记者漫步于大山村中时，举目望去，四周早已看不到过去土房子的踪迹，取而代之的是山下一排排整齐漂亮的安置小楼。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，村子本身的安置能力有限，很多群众都被政府安置到了其他地方。与10年前相比，这里的常住人口已从1800人缩减到960人，但群众的幸福感却也今非昔比。
“人挪活，树挪死，搬出深山条件就是好。”贫困群众袁龙飞说。
“这里越来越有家的感觉了”
大山村在变小的同时，双河村却在变大。
2013年，扩增后的双河村改名为天顺社区。历经数期易地搬迁工程，这里已成为双丰镇最大的社区，从原先的97户变成了现在的1110户。
大就有了大的难。做了20多年村党支部书记的卢才科，对扩大后的社区管理颇为犯难。2013年5月，他当选为天顺社区党支部书记，但很快便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“光杆司令”，社区的组织构架和基层网络近乎无。
搬迁社区中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。
“天顺社区可以说是专门为易地搬迁群众组建的新社区，这里的居民来自天南海北，外村、外镇、外县甚至外省的都有，背景经历和生活习惯各有不同。原先双河村的组织架构早已不适合管理这里。”卢才科说。
正所谓“帮钱帮物，不如帮助建个好支部”。在镇政府的指导帮助下，天顺社区很快便确定了自己的服务半径，并从第一批搬迁群众中统计出32名党员，建立了新的党支部，随后，网格长、网格员和楼长也相继到位，社区组织架构正式成形。
相比于建房子和搭建班子，更令卢才科他们感觉到压力的则是群众思想和生活习惯的转变。
现年57岁的董全国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，5年前拖家带口从附近山上搬到了天顺社区。搬到新的社区后，很多山里的生活习惯董全国依然保留着，比如将生活垃圾随手放置在门口，遇有喜事就放鞭炮，冬天时会在家里用炭生火取暖。为此，卢才科最多时曾经在一天之内找他聊了3次，手把手地教他注意事项。
事实上，这样的现象在当时的天顺社区乃至整个白河县的安置点中并不鲜见。卢才科感慨，2016年和2017年是他压力最大的两年。彼时大量的贫困群众开始入住，社区里不文明现象也随之增多。卢才科经常得和干部们一道，反复地去给村民“碎碎念”：“不要乱扔垃圾”“不要在广场上晾衣服”“不要破坏楼下的草坪”……“核心就一个目的，希望大家伙赶紧融入新的生活。”为此，他还先后发起成立红白理事会、志愿服务队、兴趣艺术团等组织，帮助村民培养新的生活习惯。
潜移默化间，在天顺社区，山民也逐渐成了居民。
“这里是我的家，
我要好好建设她”
说到底，想让群众在新社区扎下根，最根本的还是要找到稳定的致富路子。对这一点，麻虎镇十里社区贫困群众黄铸宝深表认同。
2017年，黄铸宝一家享受易地搬迁政策，从山上搬至十里社区，居住环境不错。但这并未消解黄铸宝的顾虑，原因是妻子患有慢性病，一大家人的开销就靠着他一个人打工的微薄收入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
西营镇蔓营生态社区。
“老黄，甭担心，别说像你这样的修理能人在社区不愁就业，就是你媳妇都能加入挣钱的队伍中来。”陕西江荣食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江波的一席话，让黄铸宝决定留下来。黄江波也曾在外打工多年，2017年回乡创办了红薯加工企业，厂房就在十里社区旁边。
很快，黄铸宝成为黄江波企业里的一名修理工，月薪3000元。媳妇虽不懂技术，也在厂里当了一名炊事员，每月1500元工资。
不只是黄铸宝，在十里社区，通过红薯产业脱贫的群众已达135户，附近红薯种植户的平均亩收入也达到2000多元。
既然麻虎镇红薯产业这么兴旺，那为什么以前没有发展起来呢？“没有易地搬迁搬来的大量人口，就没有充足的劳动力；没有充足的劳动力，就没有规模化发展的条件。易地搬迁，可以说为农村的产业化、规模化发展找到了契机。”黄江波的一席话，让记者茅塞顿开。
伴随易地搬迁而来的是，产业收入逐渐成为白河县许多贫困家庭的支柱收入。现如今，白河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保持9%的增长速度，2019年达到9125元。
大山村的吴远才回来了，他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，决心带领村民一块脱贫；焦赞村的林雪婷回来了，她开办了一家社区工厂，订单不断；天宝村的刘和兴回来了，他打造的天宝园区成为省级农业示范园区，带动了周边350多名群众就业……
在易地搬迁工程的沃土之下，年轻人回来得越来越多了。为什么回来？“这里是我的家，我要好好建设她！”
（编辑：刘忻）
